前陣子Facebook上有張圖被廣為轉載,大致內容是台北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Ratio, PRR)為64倍,位居全球之首。房價租金比的計算公式是「房屋總價格/年租金」,意思是:房子的價錢足以讓人租幾年。實際租屋價格被視作是實質住宅供需的合理價格,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中也是計算租屋價格(在台灣權重約佔20%),因此台灣近十年台灣房價雖然飆漲,但CPI上升的幅度並不大,原因之一就是租金幾乎沒有成長。
正因為租屋價格代表需求的合理價格,因此房價租金比越大就表示房價背離合理價值越遠。然而,倍數在怎樣的位置算是合理呢?一般而言20年是合理的位置,意思是說:當一棟房子的價格相當於20年租金時,不如就買下來吧。但為什麼是20年呢?
扣掉20歲到25歲之前由父母扶養不論,成人能工作的時間大約是30年,然而卻需要住50年的時間──這樣看起來似乎表示20倍似乎很少?然而房子的價格理受時間因素而折舊(這是重要的問題,後文會有更詳細的分析),新成屋5年價格開始下滑,30年之後降價幅度非常小幾乎停滯。再加上人生有很多不同階段,例如結婚者可能在新婚時需要住雙人套房,成為四人家庭時需要標準的三房兩廳,退休後又只需要住雙人小房;單身者則可能需要工作時期市中心的單人套房以及退休後的寬敞景觀宅。
房子是一個人生活的延伸,人的生活會隨時間改變,房子當然需要改變。更不用說房子裝潢大約10年一換,換裝潢的時候往往也是人生轉折時,許多人更會趁此時換屋。考慮這些因素,我們應該理解的結論是:所謂「合理」的PRR倍數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值,而跟一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模式有很大關連。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的是:即使合理PRR倍數並非固定,卻也有一定範圍,那跟人的生活模式改變、房子本身折舊有關──因此合理倍數,大約10年到30年之間。
全球房地產指標(GlobalPropertyGuide, GPG)這個網站列出了全球85大城市的PRR,其中就有72個城市落在剛剛提到的10~30倍之間,超出40倍的城市只有3座。從這角度看來,我想各位應該可以理解台北市的房價有多誇張,64倍幾乎是一個人成年之後到死亡的完整時間,其中我們只有一半時間能工作,可能有3次以上的重要人生時期轉折;而房子的殘值也將在30年之間不斷下滑,50年之後除了等都更重蓋之外幾乎沒有能真正活化的方式。
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台灣人的實質收入能支撐得起這房價嗎?台灣人均GDP是2萬美金,根據GPG的資料顯示,台北市每平方呎平均價格為7112美金,也就是說一年不吃不喝大概可以買3平方呎,也就是1坪。以目前一間房子平均34坪(含公設)而言,要賺34年才買得起──這已經遠超過一個人一生能工作的時間。
再換個角度,會不會是租金太便宜以至於我們認為房價太貴呢呢?用租金價格平均1117美金/月來看,年租金為13404美金,佔年均GDP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平均而言,租屋者把薪水的三分之二花在住上面;這樣看平均收入較高的台北市可能失準,從現實觀察,一個月薪三萬到五萬的人,月租金大概也要一萬到一萬五,至少也佔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在薪水不調整的情況下,根本沒有漲價空間。
許多大談居住正義的人往往把房價高漲的原因怪罪到建商的貪婪以及政府的無能,某種程度上這兩個思考角度都沒錯,但這絕對不是這十幾年內推升台北市房價的主因。建商並非自西元2000年之後才突然變貪婪,而其他各行各業的經營者也無不想大賺十年──因此貪婪不貪婪不是重點,即使有些建商的手法實在惡劣。政府對於房市的控管的確不夠嚴格,但也並非只有台灣政府對房價飆漲束手無策。任何企業對於獲利的貪婪都是既存的生存欲求,因此只是責怪建商放假消息唬弄社會大眾並沒有意義,更重要的是結構性因素的改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建商有機可趁,為什麼台北市的房價能站上目前水位?市面上的文章大多只是談「現象」,以下正文將從資金面、需求面、供給面等不同角度去探討「原因」──或許知道為什麼房價會漲到這個水位,以後房價崩潰時也就不會太過恐慌。
資金面
全球資金寬鬆絕對是這一波推升房價的最主要因素,包含中國、東協各國也都不斷飆漲。央行基本利率不斷下調(見下表),定存對一般人民而言就越沒有吸引力,這時候游離的資金一定是往股市、匯市、原物料期貨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跑。往房地產跑的投資客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為了賺租金投報率當包租公,這類算是較為穩定的資金;另一類是為了賺房價飆漲價差,這類算是較為浮動的資金。
讓我們用租金投報率的角度看PRR。假設你是屋主,租金對你而言是收入而不是支出、房價是投資而不是資產,那麼在房子百分之百可以出租的前提下,20倍PRR相當於5%年投報率(即PRR的倒數)、40倍PRR相當於2.5%、60倍PRR相當於1.67%。目前台北市的租金投報率大概是1.5%,如果扣掉房子可能會租不出去的風險、裝潢的折舊以及現金流動性,其實差不多已經無利可圖。也就是說,對於有意願當包租公、包租婆的投資客而言,台北市的房價也已經完全沒有任何吸引力。
第二類投資客不一定會因為租金投報率低就抽離市場,但這類投資客對於市場訊息反應之快,只要聞到市場反轉的訊息,就會快速移動資金。但以我目前聽到的市場資訊以及實際現象看起來,這類為了賺價差的投資客已經紛紛開始往中、南部跑,特別是台中市近期飆漲迅速,看起來頗有當時台北市多頭肇始的氣氛。
有些人(特別是建商)認為,台灣各大城市輪漲是代表房市健康的現象,這推論不能說錯,但健康的輪漲必須根植於客觀條件也足以堪當。問題是,根據內政部的預測,台灣人口即將於2025年開始負成長,中、南部空屋率約15%~20%又高於台北市10%~15%,加上空著的建築用地也較台北市多,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強大的實質需求撐得住高房價。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目前多數台北市民都已經無法負擔高房價,那麼第二類投資客的資金又開始撤出台北市,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這次輪漲會是百花齊放的健康情況?健康現象的輪漲是指原本漲的區域不大跌,但如果資金抽離之後可能造成跌勢,那就不可一概論之。
總而言之,在全球貨幣寬鬆的前提之下,資金面有利於撐高台北市房價。這絕對是維持台北市房價的絕大重要因素,只要資金面無法維持,房價就很難撐在這個位置。
需求面
許多人認為文化是影響需求的重要因素。台灣人基本上還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特別安土重居,因此台北市的高房價一大部分來自於這個文化傳統。這個論述基本上也似是而非。假設台灣人真的「特別」安土重居,那麼這也不會是這十年才突然爆發的事情,因此這頂多可以視作一個輔助支撐房價的文化因素,但並非主要理由。台灣人的確重視擁有房地產,但是不是有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都來得重視以至於特別能接受超高房價,那是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另外也有人認為,租屋制度對於自有住宅的需求影響甚大。台灣人重視自有房屋,是因為租賃契約對租屋者不夠保障;如果能使用對租屋者更有利的契約內容,應該有助於降低對房屋的需求。這個說法是上一段文化論的延伸與補充;如果台灣人安土重居的理由是因為安全感,那麼只要能強化租屋給人的安全感,那麼理當會降低高房價。但進一步強化租屋者的權力,相對的出租者的風險就會提升,這個風險性將會降低出租者的意願,因此出租的量會減少,同時租屋價格也會上升,短期雖然會造成包租公們拋售房子以至於房價下降,但長期而言反而會推升自有房屋的需求,造成反效果。